至少近来看过的几部马来西亚电影，我都毫不犹豫地给了低分。陈胜吉的《分贝人生》，当我们明白这个不明就理的标题乃是将“贫”字拆成“分贝”两字使用，电影其实都不必再看了；杨毅恒的《阿奇洛》，前半段其实还可以，结果在片名出来后又神神叨叨地讲了一个小时，让人无可忍受；梁秀红的《盲口》，入围了金马最佳短片，有点意思，但也败在这里：把政治隐喻写在了脸上。

不是说这些导演不会拍电影，有时候你还是会被他们在电影中建构的镜头啊、情绪啊惊讶；而是说，他们用影像呈现自己所思所想的方式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尤其是对观众群体的设定，马来西亚的电影人似乎有一种迷惑。这也许是由地缘、国族、身份决定的，这些电影恍然间让人觉得观众乃是台湾人，而不是马来西亚人。

《分贝人生》的“贫”人生，是被刻意构想出来的底层生活，剧本还写得这么糟心。你得无止境地忍受里面平庸的镜头语言，和过度虚假的情感表达。导演也许用了心，但显然水准不够。有野心无能力，大抵如此。《阿奇洛》更是如此了，这部拿到东京电影节最佳导演的作品完全名不副实：女主角原本想存钱跑路台湾结果在钱失窃后成了压榨偷渡难民的刽子手。女主角的一系列遭遇都被刻意安排，为的是表现她从逃离者卷入为迫害者的身份转变。 最后一小时泄到哪里都不知道了，除了摄影好看些实在不知道怎么拿到最佳导演的。

《盲口》作为一部学生短片，尚可圈点。导演是在台湾念电影的马来西亚学生，也是《分貝人生》的编剧，《分贝人生》的导演陈胜吉则是本片的摄影指导。点子其实不错，封口来表示禁止发声，但过于直白的政治隐喻戕止了观赏性，又一出“暴裂无声”。

这三部电影虽然都呈现了马来西亚当下的社会境况，但如果看成台湾电影，也完全可以，并未显出它们作为马来西亚电影的独特性。早十几年前，一批马来西亚青年电影人造出一场声势，人们以为是“马来西亚新浪潮”来了，结果没几年就偃旗息鼓。可想而知，所谓“新浪潮”无非是“从无生有”自然导致的结果，就像中国第五代电影那样。况且这些电影表现实在平平，除了陈翠梅的《爱情征服一切》尚可一看。该片获得2006年釜山电影节新浪潮奖（也非什么大奖），于是许多人就认为“马来西亚新浪潮”来了。

马来西亚电影人真要拍出自己的电影，恐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最重要的是脱离台湾电影的影响，不然只能作为它的影子存在。蔡明亮虽然出生在马来西亚，但求学和拍片都在台湾，他的电影也被认为是纯正的台湾电影代表之一。他几乎没有在马来西亚拍过电影，他的电影也不能被认为是马来西亚电影。蔡明亮的这条路不该再走了。马来西亚年轻的电影人应该更专注于自己国家的社会、文化和人的状态，脱离从台湾电影视角俯视下观察马来状况。如此，或许会有一些真正的马来西亚电影吧。

也有导演说拍“去国族化的华人想象空间”（李添兴）。可一旦“去国族化”，马来西亚电影和台湾电影有什么区别呢？两个地域本身在物候环境、社会状态、文化形态和人的生活方式都是不同的，只要真诚地讲述该地域人的故事，这些电影就是独特的。我觉得不存在一种抽象的华人想象空间，可以跨越地域和国族。不是想着拍国族电影，这很可能带上西方人看东方的观察视角；而是真诚地讲述生活中人的故事，它自然就会是国族的，因为政治与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