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搭乘往返于韦斯切斯特与曼哈顿列车的瑞秋，眼里却只有位于贝克特街的两栋房子。一栋留存着她过去的回忆，一栋洋溢着她憧憬的幸福。

《火车上的女孩》改编自宝拉·霍金斯的同名畅销小说。在作者15年的记者生涯中，每天乘坐伦敦地铁通勤的经历给予了她创作的灵感。有趣的是，这本小说写到一半，宝拉就陷入了经济危机，她的经纪人拿着未完成的书稿四处联系出版社。哪知稿件一经发出，居然引来各国小说编辑的哄抢。梦工厂更是捷足先登，在2014年就拿下了电影改编权，而时隔将近一年后，小说才在书店上架。因此也就导致了先有电影剧本，再有原著出版。

应该说，《火车上的女孩》小说的火爆是沾了2012年北美最卖座小说《消失的爱人》的光。两者有许多共通之处——都以人物日记的形式来讲述事情的经过，也都毫不留情地揭开了婚姻中乌云密布的阴暗面。但不同点在于，在《消失的爱人》里，婚姻双方的视角均有涉及；而《火车上的女孩》则通篇在用女性的视角进行阐述，塑造了三个相互关联的、立体的、有问题、有缺陷的女性形象。

瑞秋离了婚，但她并不怪前夫汤姆，她觉得都是自己的错。婚后多年备孕未果，使她情绪糟糕、易怒而又神经质、成天酗酒、难以相处，不但丢了工作，汤姆也慢慢嫌弃她，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安娜。如今，汤姆和安娜结了婚，住在原来的房子里，两人还有了孩子。而隔壁那栋房子，住着另一对夫妇斯科特和梅根。在瑞秋看来，这是她心目中「幸福」应有的模样。车窗外，男的高大英伟、女的风姿绰约，总是那么柔情蜜意，仿佛神仙眷侣。那个女人和那种生活状态既是她之所失，亦是她之所欲。她想象着他们各自的性格脾气，甚至还给两人起了名字。直到有一天，瑞秋突然发现那个女人出轨了，不禁令她怒火中烧。

正如上文所提，由于电影剧本的撰写早于小说出版，再加上作者宝拉·霍金斯从未写过剧本，因而制作方找来了编剧艾琳·威尔森对原著材料进行改编。没想到电影上映后，艾琳改编的第一步就引来了书迷们的抗议，为了把电影向美式靠近，她将原著中英国伦敦的火车线路搬到了纽约，自然也包括了站名和街名，抗议者中甚至还有美国本土的书迷。

当然，这个改动也无伤大雅，更显著的是整体风格上的变化。《火车上的女孩》与《消失的爱人》一样，原著中有许多心理描写，而这向来是电影改编上的难点，没有了细腻的心理刻画，会大大降低影片的悬疑性。在这方面，《消失的爱人》做得不错，而本片就明显差了一口气。编剧艾琳自幼受信奉波西米亚主义的父母影响，崇尚自由不羁，以至于在编剧风格上偏于感官刺激，她之前的作品《风流老板俏秘书》、《皮毛》、《克洛伊》中都不乏对性的描写，因此也就延续到了《火车上的女孩》。这方面的比重一多，内心戏份势必大减，构不成外部环境的紧张对峙。于是使得影片的悬疑氛围不足，后半段的反转显得仓促，在逻辑上也有些许瑕疵。

回过头再来审视这三位女性角色。三个女性性格各异、每个人都代表了女性人格阴影的一种类型：瑞秋是强迫型人格，生活的诸多不顺遂让她苦恼、懦弱、自暴自弃、醉生梦死、对一切无所适从；安娜是补偿性的自恋型人格，对物质和名望野心勃勃，终于道德失范而成为汤姆的情妇，但结婚后却发现已然自我封闭于家庭生活的牢笼；而梅根则是有着自我毁灭倾向的边缘型人格，美艳、叛逆、轻浮、早年的经历（兄长暴毙、意外溺死孩子）让她安全感缺失，沉沦在各种不伦关系之中。

原著绝妙的地方在于三位女性作为有着人格缺陷和心理问题的人，或多或少都是不可靠的叙述者，但每个人作为观察者都在自己的叙述中呈现了客观事实的某个侧面。通过作者巧妙设计的时间线，三个人物讲述的事件相互交织重叠，恰好反映了事件的原貌。

而三位女性间的种种瓜葛及冲突又体现了阴影的投射与转让。瑞秋在亲眼目睹梅根出轨后将对安娜的愤怒投射到了梅根身上，迫切地想要告诉斯科特梅根出轨的事实。殊不知正在觉醒的自我意识在梅根身上察觉到了自己的人格阴影，通过在其他个体身上投射并转让自己的阴影来重塑自身完整的人格。同样的，安娜自觉自己的生命力在婚姻的藩篱中逐渐枯竭，开始对汤姆疑神疑鬼并将婚姻中的问题归咎于瑞秋并在叙述中提到自己已经感觉要变成当年的瑞秋，这也是通过自身人格阴影的投射与转让而完成重塑的过程。最后，通过自性，瑞秋与安娜迫切想要摆脱阴影的束缚，并在冥冥中联手导致了汤姆的死亡。

相比对于婚姻中三个女性的细致刻画，男性角色就显得黯然失色得多。要形容影片中的汤姆，也许简单的「渣男」二字是最为贴切的。在与瑞秋的婚姻中出轨安娜，然后一手炮制了瑞秋的各种幻觉，并导致她自暴自弃；而在与安娜的婚姻中又出轨梅根，在梅根怀孕后则对其痛下杀手，十足的恶贯满盈。只是，虽然瑞秋和安娜在杀死渣男的过程中得到了宣泄，但也许同时另一道枷锁和人格阴影将伴其终生，不知何时才能得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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