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王毛

战争片 大陆2016

主演:王大治,郭金杰,葛晓凤,苏丽,罗京民,徐箭,童振军,王旭东,赵中华,王蕴凡,彭纪国,美浓轮泰史

导演:赵小溪

  • 优优云1
  • 高清

详细剧情

影片《我不是王毛》讲述了一个少林寺学武归来的屌丝男主,为了能够迎娶白富美——酿酒老板家的女儿杏儿,几次卖身参军最后成功逆袭的故事。

【电影评论】《我不是王毛》——主旋律之外的“主旋律”(少量剧透)

2021年,是“民族自信”的一年。在建党百年之际,中国在国际国内都可谓是“捷报频传”。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被媒体与网民燃至顶峰。在此背景下,笔者特向读者们推荐一部主旋律之外的“主旋律”电影——《我不是王毛》。

《我不是王毛》是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作为中国主旋律电影的重要产地,八一电影制片厂长期都推崇传统正剧的创作与推广,由此也更可见影片本身的独特价值及其对新时期主旋律作品表达方式的有益探索。遗憾的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已经在2018年2月调整更名为“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电影电视制作部”,并由副军编制单位降为正师编制单位。

《王毛》是一部由李海江编剧、赵小溪导演的小成本抗日战争题材影片,全片投资约270万,于2016年3月在中国大陆上映。在当时,《王毛》的上映给人们带去诸多意外——“看海报像二次元,看简介像喜剧,看剧照像主旋律,看演员像网络剧。”[1]尽管《王毛》曾登上罗马尼亚电影节、英国万象电影节、中国电影金鸡奖等诸多颁奖台,也收获了知乎、豆瓣等平台网友的一致好评,然而其票房却完全无法与口碑相抵,最终仅取得了268万的“壮烈”成绩。在优质喜剧极度缺乏的2016年,《王毛》没有能从其同期的《疯狂动物城》《叶问3》等电影中杀出重围,令笔者在当时颇感遗憾。

一、黑色幽默,幽默了谁?

黑色幽默是一种具有冷静观察力和重要影响力的另类理性喜剧艺术,擅长在荒诞不经中通过冷嘲热讽的手段和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呈现特定时空中的沉痛、悲观、残酷与绝望,以强调特定社会环境与个人之间的不协调,即存在主义哲学所述“荒谬世界造成的人的异化”, 并最终以这种“黑色”的方式来表达创作者希望消除扭曲、改变现实、回归人性的态度和意图。[2]《王毛》正是一部主打黑色幽默的电影,全片带有浓厚的艺术气息,以黑白的画面、跳跃的剪辑、戏谑的表演风格、接地气的乡土方言和全片近乎无厘头但又收放自如的剧情向观众描绘了抗日战争背景下普通却又不普通的人与事。

影片共设置角色12名,除了日本小队长、驴脸、大眼、毛小二这三个戏份较少的角色外,包含主角在内的八名角色都让人印象极为深刻。在主角刻画上,主角狗剩是一个蔫坏、聪明、愚昧、自私、胆小懦弱但却仍然具有民族情感的人。他从少林寺“学成归来”,为了挣够20块大洋以迎娶杏儿,先后3次卖身从军。期间,情敌杨三同样为了能娶得美人归,多次利用当兵之事威逼、利诱他人,与狗剩产生了一系列恩恩怨怨。

这段稀奇无常的三角爱情故事,却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被创作者分层次、分阶段地赋予了极强的荒诞性与残酷性,一众人物在战争环境里被挤压出的荒诞不经与滑稽可笑都令人感到无比沉重和苦闷。

三次为杏儿卖身参军构成了主角狗剩的人生主线。第一次参军,狗剩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伦理的牺牲品,他冒充干弟弟王毛参加了国军,仅仅是因为其干爸王大举为保护自己的傻儿子而拿他做挡箭牌,同时他也发现了卖身参军这一重大“商机”。由于战争的残酷,他很快当逃兵回到了林河。第二次参军,狗剩是为了四块大洋而参加了皇协军,最终当了“逃兵”再次回到了林河。第三次参军,狗剩还是为了四块大洋,不过他这一次是被骗参加了“自愿参军、没有大洋”的新四军。最终,当狗剩历经生死磨难,终要完成人生梦想时,狗剩和杨三共同追求的爱情却成为一切的祸根。家人、 情敌以及一切美好的愿望都归结一空,狗剩一掌将日军军官打死,使荒诞性与残酷性达到顶峰。

情敌杨三看似是一个游刃于各股势力之间的高手,但其实并没有比他人更加高明。他狡诈奸猾,为娶杏儿不择手段,甘当乡公所所长,但又却并非人们传统认知中的汉奸。对他而言,权利和靠山都只是他为一己私利服务的工具,至于为谁服务根本与他无关。正因此,他领着日本兵准备教训一下王毛,顺便吓唬吓唬“老丈人”时,最终是自食其果,输给了自己的“聪明”。

在众多出场人物中,新四军指导员是最为“正面”的一位。他崇高的思想觉悟奠定了全片的主旋律基调,他以较高的业务水平扭转士兵们的逐利思维,保障了主人公狗剩的思想行为及影片前后风格的转变。不过,指导员三番五次的说教在狗剩面前仍显得苍白。另一方面,与此有关的剧情也显示了影片的另一难得之处。它调侃了那些能调侃的人物——国军、皇协军,更难能可贵的调侃了那些不能调侃的人物——新四军。

二、狗剩“庶民史”的胜利

正如上文所言,《王毛》是非常不主旋律的一部抗日战争题材电影,它区别于早期主旋律影片中正面人物形象高大全的塑造,刻画了一批真实的、饱满的悲催小人物。在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念中,历史的叙事性趋于取代历史的客观存在性,《王毛》就鲜明的呈现出这种叙事取向。在抗日战争这一宏大历史背景下,电影有意的回避了对宏观历史的教条重现,而是关注了“大历史”下“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在兼顾爱国内核的同时从“庶民史”的角度回应了解读与建构历史的多种可能性。

例如,王毛与父亲第一次发生争执的时候,反复提及了“挡枪子”(他们对抗日战争的特殊指代)三个字,这恰如其分的把握了当时的底层农民对战争的想象,也体现了电影作者对战争苦难的一种平民化书写。正如有学者研究了华北根据地农民参军情况的历史并得出结论,我们不能否认部分农民由于民族主义的鼓舞和阶级意识的觉醒参加中共军队,“但若以为所有的参军者皆是如此,则与事实有相当出入”,“对于民族主义在促使农民参军中所起的作用不宜估价过高”。[3]“统计数据清晰地表明:农民因阶级觉悟或者出于报恩的思想而参军者为数极少,大多数农民的参军与减租减息、土地改革、阶级划分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4]实际上,在普通农民的心目中,参军与否不仅是革命行为,更是利益的衡量和比较。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即使在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的历史巨变时期,真正实实在在看重的还是自己的生活,满足个人利益依然是大多数农民行为的最基本出发点。[5]正是“农民利益与革命利益的对立、冲突、融合构成了革命史真实复杂的面相”。[6]

相比遥远的革命理想,底层农民或许更看重的只有个人欲望的实现与生命延续的愿景。那么,电影工作者如何将底层农民的这一愿景与有关宏大历史叙事有机统一起来?《王毛》无疑交出了一份别样但令人欣喜的答卷。相较于以往“多关注‘精英’而漠视‘大众’,只见‘肋骨’而不见‘血肉’,突显‘党性’而淡化‘人性’,充满‘教条’而缺少‘鲜活’”[7]的主旋律叙事相比,《王毛》显然更具理性和人文关怀,这与当今一些历史学者采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来改进传统革命史的书写方式[8]不谋而合。

自始至终,主人公狗剩真正的参军热情所在并不是对于战争当中正义最终获得胜利的渴望,而是对一己私欲的满足。王毛参军的革命线索始终屈从于娶杏儿的个人情感线索,并最终在两条线索重合时让革命的理想在爱情达成的过程当中得以升华。正因如此,《王毛》突破了传统主旋律电影中宣扬的狭隘的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局限,实现了对于主旋律的另类表达。《王毛》的电影实践也充分表明,“庶民史”、人本、理性话语的回归不会对主旋律造成解构,反而能够完成过去一些主旋律影片所不能完成的叙事与教育使命。

《王毛》同样提醒了国家意识形态如何才能在市场化的大环境下发挥应有的效能,这也是我国的电影工作者必须要面对的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导演赵小溪言:“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太快,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的投资方已经不是地方政府和地方宣传部门了,而是来自市场。我们的电影因此也要走入市场,要在市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要厘清创作者和市场的关系。于是,我们开始拍商业电影。”[9]由此而言,《王毛》也是对新时期下主旋律商业电影拍摄的一次另类有益尝试,是对优质主旋律电影高度渴求的市场的一次积极回应。如学者所言:“当人们习惯于自己的生活环境和处事方式时,往往难以理解不同时空中的另类生存状态,但假如那个时空中的人与事映射了现实,那么,所有缥缈的价值观念都会顺理成章地落地并深入人心。”[10]对于曾经这段惨痛国史,与其通过“说教”在影视中呈现出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愤态度,倒不如像《王毛》一般通过理性与人文的回归来引起观众自发的深刻思考与情感共鸣。正基于上述内容,笔者认为,在黑色幽默的外衣下,《王毛》仍然具有着主旋律的内核。

三、结语

《王毛》中看似自私自利的杨三,最后也都得到了升华。他虽沦为汉奸,但至少不忍心亲手对乡亲们落下屠刀,最后身亡于“太君”的刺刀下。狗剩一掌拍死“太君”,则将荒诞与残酷推至高潮,最后时刻冲进村子解救乡亲的新四军于是稍显姗姗来迟。但我想,如狗剩为了20大洋彩礼而奋不顾身,如杨三为了蝇头小利而投靠日军——这样的叙事不仅在抗日的历史中呈现,也在当下中国不断反复上演。《王毛》以其真实而接地气的黑色幽默,留给观众足以跨越历史时空的深邃思考,这或许是早已创作了电影创作本身。在民族主义情绪甚嚣的今日中国,《王毛》是所表达出的人文与理性,或许仍然是我们迫切需要的。

参考文献

[1]王馨莹:《我不是王毛:真理总是在远方,姑娘总是在身旁》,《中国艺术报》,2016年3月28日,第4版。

[2]修倜:《当代中国电影中的黑色幽默》,《电影艺术》,2005年第1期。游娟:《当下黑色幽默影片中的美学意蕴》,《电影文学》,2014年第12期。

[3]齐小林:《当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4页。

[4]齐小林:《当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9页。

[5]杨奎松:《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

[6]齐小林:《当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52页。

[7]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前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5页。

[8]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 年第 1 期。

[9]赵小溪、张成:《青年导演,请用好题材的杠杆》,《中国艺术报》,2015年5月25日,第4版。

[10]张娟:《黑色幽默下的主旋律——评国产电影“我不是王毛”》,《四川戏剧》2017年第5期。